1. 虚无主义和街头艺人

翻译：张巧倩 Olia Zhang

飞机降落在柏林特格尔机场前，我的身体开始对另一座我生活的城市－－柏林，作出反应。当飞机穿过分割了两座城市的云和空气，我的肚子开始绞痛。那种感觉就好像双胞胎中的另一个人在我身体里大声宣告他的存在。我脚踏在这个双胞胎的另一半的城市街道上寻找故事，或者说寻找一个正确的方法来讲述一个双城记，我的双城记。

高空的体验很容易让我想起死亡：“如果我死于气流波动呢？如果这不幸的猜想真的实现了，我在地球上至今的生活是否已经圆满了？”这些无法遏止的问题入侵了我被飞机舱内闷热的反复被呼吸的空气给衰弱的大脑。现在看来，那完全是不理性的一串思考，但它却是一个对我的存在结束的那一瞬间的合理预测：我将溶解在两座城市间距的空气里。两城间距8717公里，谷歌地图告诉我。

我的肚疼在某一刻停止了，我对高空死亡可能性的猜测也停止了。剩下的是个更忧伤的想法：一个双城记逃不过它被讲述时注定破碎而割裂的命运。我成长于深圳，一个永远在壮大的城市。在那里我被教会无根是好的，因为那意味着没有什么可以托我后腿。我还被教会割裂不仅正常，而且它恰好是改变的代名词。改变永远是好的。我不禁在想，我能忍受被割裂的生活，只要它是充实的。作为一个在深圳九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中长大的孩子，我注意到我几乎对无用生活的焦虑是有免疫的，除了在某些危难的时刻，比如这个在飞机上的生死攸关的肚子痛。虽然最后的真相是，月经来了。

在这背景下，我这代的小孩带着一种忧郁长大，一种属于无家游子的忧郁。我们的归属感和改变环环相扣，我们学会归属惟一的方式是不归属。实际上，我的很多同龄人都在两个甚至几个城市间割裂的生活里长大。我从我们关于求职，搬家，职业理想的对话里注意到，他们和我一样缺乏虚无主义的想法。作为经济奇迹建造者的孩子，我们没时间虚无。在被虚无主义抓住之前，我们已经在一个新的境况下追求新生活。这很像街头艺人：在他们的观众感到无聊以前，他们早已收拾好乐器，把得来的零钱装入口袋，跳进地铁月台赶下一班列车，去迷惑下一批观众。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发现我总爱盯着柏林的街头艺人。他们是我在这个无忧无虑的，懒散的欧洲城市里少数能找到共鸣的人。他们是这个生活优越而稳定的城市里的游民。他们向我一样生活在源源不断的变动里，漂泊于车厢、月台、站点间。不过这也取决于他们来自哪里，有时他们也会在国家甚至大洲间奔波。你很少能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疲倦，因为总有下一班列车要赶。

有时我也会疑惑，这么快速流动的生活能带来什么？在这碎片似的生活里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也是碎片化的吗？艺术会因为没有虚无主义艺术家所习惯的无聊时光中的兢兢业业而失去它的深度吗？

在库布里克为数不多接受的采访中，他解释了他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环游》的结尾：

“宇航员被一种接近上帝的存在带走了，一种无形的，带有纯粹的能量和智能的存在。他们把他放在一个像人类动物园的地方，对他进行研究。他的一生都从那一刻开始过去了，对他来说，时间从此就不存在了。”

这部电影基本上是库布里克对于圆满一生的思考。一部充满虚无主义的电影。

刚刚从柏林回到中国，我突然有个顿悟，像《2001：太空环游》那样的电影永远不可能在中国被拍出来的，至少不会是今天的中国。这样一个对于人类起源的深思还无法从中国生出，这样一个长久以来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还没被满足的地方出现。在这里，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危机只有30年的时间生长。在某些地方，他们连萌芽的机会都还没有。

我在美国上学时读到萨特，我记得那时的我对存在主义有种奇怪的抗拒。现在我在深圳重新找回我的根，回看当时我的那种抗拒感，其实来源于我缺乏对存在主义焦虑（existential angst）的体验。在90年代的深圳长大，大伙都兴奋地建造摩天大厦，无暇自我反思。不过，也许境况已经改变了。虚无主义也许已经开始渗透进深圳，就好像柏林苦涩的寒夜在阳光短暂停留过后渗透进我的公寓。

最近我对自己的双重存在有了一个结论：这种存在和一个街头艺人的存在没什么不同：有点漫无目的，充满了Weltschmerz（一个意味着“世界的痛苦”的德语词，象征着一种忧郁，和对世界的疲软），困惑和欲望，但从来没有缺少过跳上下一班列车的冲动。不安分，不被束缚。不论我在柏林还是深圳，我对于当地人总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因而我没有权力评价任何一个在这两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但同时，在这两个城市中生活的人也没有权力来决定我的生活方式，就好像一个本地人没有权力赶走街头艺人，一个有证件的流浪汉。

Biography of the photographer, Mona Singh: “I grew up in Delhi, India. I come from a pretty conventional family. I am a gypsy photographer who loves to travel with a camera in my backpack. Be it exploring the myriad streets of India, the bohemian lives of Berliners, the Gaudi architecture of Barcelona, or the wildlife of Sariska, i use my LENS to pen down my travel s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