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伙伴R向我介绍了最近Netflix上的一个节目Nanette，其中女同性恋澳大利亚喜剧演员Hannah Gadsby讲述了最终导致她放弃喜剧而开始讲述非喜剧化的真实故事的决定的缘由。这个决定来自于她想不带掩饰、真实地讲出作为女同性恋者遇到的虐待的故事。最让我感动的一部分，是Gadsby说她妈妈为在她小时候逼她“改变自己”而道歉，因为她妈妈当时认为世界是不会改变的。但最终她的妈妈意识到，她必须学会为了她真实的自己而战斗，否则她永远不会幸福。

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一切，将所有抛在脑后，我曾这么想。我会离开对我重要的每个人，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那里的人甚至不会知道怎么念我的名字。这样他们就无法为我安排一个未来——由一所大学，一个工作，一段婚姻，一个丈夫和一个小孩组成的未来，也无法为我的生活制定各种规则。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在白天捕猎，下午打渔，晚上喂家禽，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的那样。没人会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便塞给我一个姓氏，我将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名字。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一种说法：最好和最坏的谎言都是那些你告诉你自己的谎言。我们儿童也知道这种说谎技巧的精髓。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这个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生存的技能。

大约在一年前，我开始打包我所有的东西，一箱衣物，四箱从那些埋头苦读的日子里积攒下来的书，然后把它们连我自己一起寄送去柏林，第三次在陌生的地方扎根。那是我热切地在“土豆之地”——德国，试图重新生根的开端。我不得不说，即使这已经是第三次，我依然没有丝毫感觉自己比第一次作为移民时更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或者说，作为移民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永远无法完全在新的土地上感到完备。

每个教育体制都可能出现许多问题，但教育也常在没有教育者的情况下发生。那些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那些我们和同学一起打发时间所玩的小游戏。那些我们遇见的，教会我们用充满魔力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的人，比如1988年的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的电影放映师Alfredo。老Alfredo接受了年轻的Salvatore进入到放映室，并教会了他放映室里的“魔法”。拿着从Alfredo那里偷来的胶卷，Salvatore一定觉得自己像是拥有了整个电影院，

我从中国回到柏林的那天，在Ring Bahn坐着，一个人坐在我的行李箱旁。我紧抱着它，心里明白它是我惟一能允许自己在那段已经结束的难忘旅程中留下的东西。行李箱里装满了冬天的衣物，中国的茶叶，时差，旅行的疲倦，还有那种终于从战场上归家的士兵般的感觉。秋天的太阳光束温暖地从地铁站边上的黄叶间射来，也从窗户安静而毫不吝啬地流进来。这便是秋阳，安静而慷慨。它不像夏天的阳光一般跳跃得像个小孩；它倾倒在人的脸上，总是有种舒适的角度，像母亲在床边对待一个发烧的孩子般充满善意。然后我听见，“but I love you like the sun”（但是我像太阳般爱你）。

在纪录片的拍摄里，你不知道你在等待什么，尽管如此你还是继续等待，诚心诚意地等待。只有在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后，当你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里看着回播的镜头素材时，那时你的双眼已经回复清醒地来观看屏幕上发生的事情。只有那时，你才明白你之前等待的是什么。然后你会摁下停止键，坐在那很久，闭上眼睛，让某个早晨、下午、某个小时在你的脑海里重播。你能听到你身边安静地等待的人的呼吸声。风风火火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这时你意识到，你也许找到了这个故事的线索。

过去十年里，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间的国际长途航班上，我几乎总是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清楚地记起那些有人陪伴的旅途。即使在混乱的航线里，无论我的旅伴是好是坏，这些旅途总伴随着某种温暖的感受。但那些我独自来回的旅途，我既无法算清次数，也无法想起太多细节。这些记忆聚集在一起，像是一组蒙太奇镜头编成的一本集子，集齐了那些复杂的的气味，情绪，画面。要是偶然间打开这本集子，它总会在我心里掀起一阵涟漪。

谨以这篇博文纪念我们在2018年柏林度过的，漫长的夏天。

最近我对自己的双重存在有了一个结论：这种存在和一个街头艺人的存在没什么不同：有点漫无目的，充满了Weltschmerz（一个意味着“世界的痛苦”的德语词，象征着一种忧郁，和对世界的疲软），困惑和欲望，但从来没有缺少过跳上下一班列车的冲动。不安分，不被束缚。不论我在柏林还是深圳，我对于当地人总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因而我没有权力评价任何一个在这两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但同时，在这两个城市中生活的人也没有权力来决定我的生活方式，就好像一个本地人没有权力赶走街头艺人，一个有证件的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