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一切，将所有抛在脑后，我曾这么想。我会离开对我重要的每个人，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那里的人甚至不会知道怎么念我的名字。这样他们就无法为我安排一个未来——由一所大学，一个工作，一段婚姻，一个丈夫和一个小孩组成的未来，也无法为我的生活制定各种规则。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在白天捕猎，下午打渔，晚上喂家禽，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的那样。没人会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便塞给我一个姓氏，我将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名字。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一种说法：最好和最坏的谎言都是那些你告诉你自己的谎言。我们儿童也知道这种说谎技巧的精髓。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这个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生存的技能。

大约在一年前，我开始打包我所有的东西，一箱衣物，四箱从那些埋头苦读的日子里积攒下来的书，然后把它们连我自己一起寄送去柏林，第三次在陌生的地方扎根。那是我热切地在“土豆之地”——德国，试图重新生根的开端。我不得不说，即使这已经是第三次，我依然没有丝毫感觉自己比第一次作为移民时更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或者说，作为移民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永远无法完全在新的土地上感到完备。

每个教育体制都可能出现许多问题，但教育也常在没有教育者的情况下发生。那些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那些我们和同学一起打发时间所玩的小游戏。那些我们遇见的，教会我们用充满魔力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的人，比如1988年的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的电影放映师Alfredo。老Alfredo接受了年轻的Salvatore进入到放映室，并教会了他放映室里的“魔法”。拿着从Alfredo那里偷来的胶卷，Salvatore一定觉得自己像是拥有了整个电影院，

在纪录片的拍摄里，你不知道你在等待什么，尽管如此你还是继续等待，诚心诚意地等待。只有在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后，当你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里看着回播的镜头素材时，那时你的双眼已经回复清醒地来观看屏幕上发生的事情。只有那时，你才明白你之前等待的是什么。然后你会摁下停止键，坐在那很久，闭上眼睛，让某个早晨、下午、某个小时在你的脑海里重播。你能听到你身边安静地等待的人的呼吸声。风风火火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这时你意识到，你也许找到了这个故事的线索。

过去十年里，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间的国际长途航班上，我几乎总是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清楚地记起那些有人陪伴的旅途。即使在混乱的航线里，无论我的旅伴是好是坏，这些旅途总伴随着某种温暖的感受。但那些我独自来回的旅途，我既无法算清次数，也无法想起太多细节。这些记忆聚集在一起，像是一组蒙太奇镜头编成的一本集子，集齐了那些复杂的的气味，情绪，画面。要是偶然间打开这本集子，它总会在我心里掀起一阵涟漪。

最近我对自己的双重存在有了一个结论：这种存在和一个街头艺人的存在没什么不同：有点漫无目的，充满了Weltschmerz（一个意味着“世界的痛苦”的德语词，象征着一种忧郁，和对世界的疲软），困惑和欲望，但从来没有缺少过跳上下一班列车的冲动。不安分，不被束缚。不论我在柏林还是深圳，我对于当地人总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因而我没有权力评价任何一个在这两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但同时，在这两个城市中生活的人也没有权力来决定我的生活方式，就好像一个本地人没有权力赶走街头艺人，一个有证件的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