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柏林意识形态
中文翻译：张巧倩 Olia Zhang
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一切，将所有抛在脑后，我曾这么想。我会离开对我重要的每个人，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那里的人甚至不会知道怎么念我的名字。这样他们就无法为我安排一个未来——由一所大学，一个工作，一段婚姻，一个丈夫和一个小孩组成的未来，也无法为我的生活制定各种规则。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在白天捕猎，下午打渔，晚上喂家禽，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的那样。没人会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便塞给我一个姓氏，我将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名字。
但事实上，这不是真的，我从没那么想过。我甚至从来没有逃过学，一次都没有。我们总是为自己虚构故事线、或者编造过去曾经有的想法，这样我们人生中踏出的每一步都能看上去更有目的性一些。有时，试图自我解放的举动对我们来说并不足够，作为我们故事的主角，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被解放了。
我们每天早晨六点半醒来，六点四十五刷牙，到七点时所有人都出了宿舍走向食堂去吃早餐。在几千名穿着同样校服的学生里，我们吃着自选早餐，边吃着它边试图摆脱清晨昏沉的困意。我喜欢H，有部分原因是她和大多数女生不同，她不喜欢八卦。因此我们组成了一个聊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的二人组，我们之间只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你昨天的试卷写完了吗？”
“我写完了。”
“我还没写完。我今天得赶着把它们写完。”
“是啊，今天该写完了。”
和H聊天很轻松。我们很少谈他人的事情，或者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在那些金属栅栏之外的世界。我们只讨论试卷，不会做的数学题，更多的试卷，更多的数学——差不多就是这些。偶尔我们会谈关于男孩子的事，但那些谈话从没有很深入。她有种让生活中的问题都变成数学问题的能力：世界上的问题只有可解和不可解两种。大多数问题是可解的。如果不可解，那解题人就应该往前看，解下一道题。我很享受和她聊天。
早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到教室，离食堂大约是10分钟的路程。我们会有大约半小时自习当天的科目，有些任课老师会用那段时间来小测。从八点半到九点二十我们会开始第一节课，从九点二十到九点五十我们会在操场集合，三千个人一起集合做早操。那是一天中我们唯一一次有机会到户外活动。我从来没喜欢过做早操。我们按排站好，按训练好的方式摆动手和脚。他们说呼吸点新鲜空气对我们的大脑有好处。那早上余下的时间里被一节节五十分钟的课填满，中间大约有十分钟休息时间，刚好够喝口水或者去趟厕所。
在上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我们有两小时自由时间吃午饭和午休。很多学生用那段时间写作业，写试卷，还读些课外的书，这样就能超前学习。H和我总在下午一点五十左右回到宿舍，然后跑回教室。跑步对大脑也好。下午的课一直持续到五点结束。
我最喜欢的时候，也是一天里的黄金时间，是下午五点到七点。那是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用来洗澡，吃完饭，做运动，泡图书馆，或者让情侣终于有时间在一天的分别后见面。在情侣寻找亲吻的地方的时候，H和我会跑去图书馆。她爱去杂志区，我一直喜欢小说。那些图书馆借的英文小说让我能想象我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地方。我总能在眼前看见巴士底狱被渴望食物和自由的巴黎暴徒攻击。偶尔H会放纵我谈些关于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的东西。每每聊到未来，我的眼睛就会发亮，围着我们的金属栅栏会消失，我能看见自己在我想去的地方。我珍惜那个画面，有如上天赐给我的爱的礼物。但H不久便会丢下那些关于未来的话题，重新回到数学题里去，对她来说可解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是不可解的。
然后漫长的黑夜降临了。从七点到九点半是自习时间，这段时间里谈话是不允许的。在晚上九点半我们才能被允许回宿舍。十点半前熄灯。
你能对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有乡愁么？我认为是可以的。多年来我都在为某天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写这篇给不知名读者的文章而准备着。但当年的我也感到了一种奇怪的自由。那是一种因为必须履行义务而履行义务的自由，因为没有选择，也没有勇气去成为异类，在这单一的选择下裹着一种安静的、扭曲的自由。我们能自由地从被规定好的选择中选择，他们一定已经帮我们选择了什么是最好的。肯定是这样的。也许是这样吧。
我离开中国已经十年有余。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H。实际上这也不是真的。我在放假回国的时候，在她的大学里见过她几次，还有次在慕尼黑，她读硕士的地方。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没有谈起以前的事，我们只谈了现在和未来。她告诉我过去我有多么无忧无虑而狂野，我现在仍然看起来那么的无忧无虑而狂野。然后我们一起笑了，在慕尼黑一家繁忙的咖啡馆喝了一口卡布奇诺。两颗自由的心。也是两颗因为过去那些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法则而破碎到无法回看的心。
一年半以前我搬到了柏林。在两周内我必须到Bürgeramt（公民办公室）登记，那天我必须六点半起床，才能八点到达那里。那是2018年的8月8日，我在日历上标注了这一天。2018年8月8日，去Bürgeramt登记。我用了一支彩色笔标注，划线且高光。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我的文件递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她复印以后递给我一张刚刚印出的纸，毫无感情地说，“请在这里签名。“我用英语签了我的名字，然后交还给她。一个想法抓住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用属于自己的名字在法律上登记。我在深圳登记的中文名字是属于我父亲的，那个写在千百张试卷上的名字是属于中国教育系统的，但我的英文名字是外来的，因此也是我的，不属于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意识形态。
Biography of the photographer, Mona Singh: “I grew up in Delhi, India. I come from a pretty conventional family. I am a gypsy photographer who loves to travel with a camera in my backpack. Be it exploring the myriad streets of India, the bohemian lives of Berliners, the Gaudi architecture of Barcelona, or the wildlife of Sariska, i use my LENS to pen down my travel s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