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张巧倩 Olia Zhang

“在同一片被榨干的土地里，如果一代接一代地种植土豆，它们便无法持续地茂盛，在这样的土地里长大的人也是一样。我的孩子有了其他的出生地。因此只要他们的命运在我的掌控下，他们便将在陌生之地扎根。”

Nathaniel Hawthorne在《The Custom-House》（《海关》）的这段话开启了印度裔美国作家Jhumpa Lahiri的小说集《陌生的土地》。同名短篇小说《陌生的土地》从一个从女儿的视角讲述了一位父亲在妻子的死后重新适应生活的故事。这位父亲作为第一代印度移民的身份为这个故事加上了多一层深意。这个看上去典型的关于家庭不幸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非典型的移民家庭里：由一个丧偶的移民父亲开始在欧洲独自旅行，一个第二代印度裔美国女儿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以及一个永远被想念的母亲组成。

在由“白人文学”构成的美国文学经典中，Lahiri的写作脱颖而出，格外吸引当年的我，一个美国大学里渴求从书里了解所处在的新文化的外国学生。印度移民家庭中的隔代关系一直是Lahiri的短篇小说里不断出现的主题。在我看来这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我们总是写和自己的经历有关的故事。我们被生活中的故事选中，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故事，然后这些故事也让我们开始写作。

对于Lahiri来说，这些在印度移民家庭的经历定义了她作为作者的道路。对我来说，这样的定义来自于我在90年代早期搬去深圳后的经历。那时的我和城市一起匆忙地成长着。接着在高中后，我又离开了深圳，去了美国。最近我又从纽约搬去了柏林，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陌生的土地里扎根。

大约在一年前，我开始打包我所有的东西，一箱衣物，四箱从那些埋头苦读的日子里积攒下来的书，然后把它们连我自己一起寄送去柏林，第三次在陌生的地方扎根。那是我热切地在“土豆之地”——德国，试图重新生根的开端。我不得不说，即使这已经是第三次，我依然没有丝毫感觉自己比第一次作为移民时更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或者说，作为移民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永远无法完全在新的土地上感到完备。我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和官僚体系的斗争里，一次又一次寻找新的朋友来一起度过由家常菜和红酒组成的惬意夜晚，一次又一次绝望地寻找一个头顶有天花板的长期住所。所以，一年之后的现在，我成为了一个在种植土豆的土壤里的“大米”，适应得不算差，只是偶尔会像我的土豆同僚（Kartoffeln）们一样抱怨：这土壤对我来说有点太干太硬了。

我最先学到的几个德语词汇之一便是Kartoffel（土豆）, 此外还有ja（是的）, nein（不）, danke schön（谢谢）, genau（正是）, 还有Aufheben（消除，否定，一个黑格尔和马克思用来解释辩证法的词）。最后事实证明这些词在生活中都很实用，除了Aufheben。但这个词的确密集地散落在我寄到柏林的书里。在我适应过程的后期，我学到了jein，意思是“是但也不是”；我学会了在有些时候不把“是和不是”分的太开，因为在是与不是的区间里德国哲学才能找到游动的空间；我还学会了在Morgen, Mittag, Mitternacht（早晨，中午和午夜）间无所事事地坐着，等待故事被讲出，咖啡被煮好，不愉快的感情经历被倒进红酒杯，然后会有更多的咖啡被做好，更多的不愉快感情经历被倒进酒杯。

关于德国人和土豆间难舍难分的关系，我问过我的很多德国朋友，因为我发现自己对朋友们对土豆的忠心难以理解，尤其在碰到晚饭桌上摆了冰冷的煮土豆的时候。总结一下我所听到的“口述史”：德国人对于土豆的热情似乎源自于18世纪，那时候的母亲们总是会在晚饭里以土豆作为原料准备食物，度过饥荒。在1756年，腓特烈二世（也被称为Kartoffelkönig “土豆王”）签发了一份官方的“Kartoffelbefehl （土豆法令）”要求农民种植土豆，因为土豆在贫瘠的土壤里也能迅速地成长。我们爱上我们父母爱的食物，然后爱便成为了一种传统，一段历史。

移民引发的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当孩子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掌控权的时候，他们如何渡过困境？他们是否应该被迫在那些陌生的土地上扎根？

90年代初，我搬到深圳和我的作为外来移民的父母团聚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铁皮顶的水泥房里。每当大雨瓢泼，我就不得不给自己做些棉球塞进耳朵。我常看的儿童电视节目会在下雨天忽然变得听不见了，因为铁皮屋顶的另一边已经成为了雨和雷的战场。当我们终于搬到一个有水泥墙的公寓时，我被下雨时的家里的安静吓了一跳。

在被称为“中国硅谷”的深圳华强北，孩子们似乎和当年的我一样，对父母工作的地方有种偏爱。为了拍摄我的新纪录片，我们跟着这些孩子在市场里跑来跑去，帮着父母在这个日成交额惊人的电子元器件市场里做买卖，打包卖出的电子元器件。在孩子们坦率的眼睛里，华强北是一个有着神秘生物和未知冒险的乐园。

大一的时候我读了Lahiri的第一本小说The Namesake （《同名者》）。这本书是关于两个移民小孩的。上个夏天我重新读了这本书，突然理解了以前没能理解的东西：当你来自另一个文化的时候你总是“更富裕”，富裕在于你总是收集了更多的冒险，困难，细微的差别，还有最重要的，更多的故事。我还是没能完全理解我父母在他们最初不稳定的那几年里，在他们努力建立起一个新的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新的国家的过程里，把我带到深圳的决定。当时的我，幼小到无法对我自己的命运有任何掌控权。

Biography of the photographer, Mona Singh: “I grew up in Delhi, India. I come from a pretty conventional family. I am a gypsy photographer who loves to travel with a camera in my backpack. Be it exploring the myriad streets of India, the bohemian lives of Berliners, the Gaudi architecture of Barcelona, or the wildlife of Sariska, i use my LENS to pen down my travel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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