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张巧倩 Olia Zhang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去机场都有种厌恶，类似于我对牙医的厌恶。这一周内，我面对了我的两个心魔。上个周末，我的摄影师J和我连续被困在三个不同的机场。这周日我去看了牙医，处理了我最后一颗智齿。从波折的返深之旅到去看牙医，短短的一周，我们的创作伙伴关系萌芽了。这两件事间隔的一周，就是我们在深圳华强北拍摄纪录片的第一周。那一周的时光喷涌着有关创作的商讨，偶尔的相互不理解，不合时宜的笑话，一趟趟冷的让人发抖的深圳地铁，还有有关J在中国呆的这段时间里负责照顾的猫Mattie的闲聊。

过去十年里，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间的国际长途航班上，我几乎总是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清楚地记起那些有人陪伴的旅途。即使在混乱的航线里，无论我的旅伴是好是坏，这些旅途总伴随着某种温暖的感受。但那些我独自来回的旅途，我既无法算清次数，也无法想起太多细节。这些记忆聚集在一起，像是一组蒙太奇镜头编成的一本集子，集齐了那些复杂的的气味，情绪，画面。要是偶然间打开这本集子，它总会在我心里掀起一阵涟漪。

但这次，在我去深圳的工作旅途里，我幸运的拥有了一个旅伴，一个能安慰我的机场恐惧的人。不得不说，我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旅伴。随着我的生理期来临，肚子疼和头疼也跟着来了。因为航班延迟，我们被卡在柏林特格尔机场四个小时。我的智齿也在航班前一晚突然开始往外生长。起飞前一晚，我给J发短信：“嘿，我起床发现智齿开始疼，就是提醒你一下，你明天要和一名暴躁女性一起坐飞机了。”后来事实证明，那不仅是一班长途飞行，还有着一系列航班延迟，漫长等待，还有去登机口路上的狂奔。

在我们的飞机从柏林出发到达法兰克福时，我们已经错过了从法兰克福到深圳的飞机。航空公司给我们定了一条新的航线，先飞去北京，再从北京飞到深圳；另一个选择是留在法兰克福一天，然后搭第二天的飞机直飞深圳。于是我们决定点一份炒面和一碗拉面，一边等下一班飞机带我们到中国的首都，一边想着生活的艰辛与不可预测。这三十个小时的严峻考验在我看来像是人生的缩影——我们很少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登机口，却总是满怀热诚地到达那些我们不该去的登机口。不过，我们人生中最好的客人有时反而是那些不告而来的“不速之客”。

没有什么比机场里明晃晃的日光灯、五颜六色的行李箱、不知姓名的乘客、连续的日夜交替更让我强烈感受到一趟旅途的始末了。我突然想到我人生中一些最亲密的时光是和世界各地的对我和我的忧愁毫无了解的陌生人共度的。他们看过我和父母挥手告别后的哭泣，和情人道别后大颗掉下的泪珠，匿名地分享了我的悲伤。

2008年的夏天，我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两个月的暑期课程后，乘飞机离开东京。往回看，这次的离开标志着我和机场糟糕关系的开始。那些机场带来的紧张和压力都不必提了，但我的身体是从那时开始登记了一种对机场的理解：在这里人们将吐出告别的词句，聚会将结束，朋友将放开我的手。那个夏天，我常去当地神殿的节庆，吃了很多章鱼烧；我参观了宫崎骏的工作室改造成的吉卜力美术馆；我从三鹰市午夜的街头走过，抬起脸接住夏天的毛毛雨；那个夏天我还爬上了富士山，看见了许多星星和神明。到达羽田机场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被包裹在离别的忧郁（melancholy of departure）里，就好像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的油画里捕捉的那种忧伤。

当J和我终于降落在北京，我们有大约一个半小时赶到这趟中德旅途的最后一班航班的登机口。在入境检查处我对着另一边的J挥手，示意他宁可插队也要赶快进入中国境内。我既害怕错过航班，也害怕边境工作人员夺走我的旅伴。在进入中国边境后我还差点丢掉了我的手提箱，但它又奇迹般地出现在行李运输带上。

在我们的机场奇遇最后，我已经等不及要离开机场，这个不能给人归属感，却总能让麻烦安家的过渡地带。但即使在那时，我也对这趟旅途有种按耐不住的温暖感受。这便是度过难关时有他人陪伴的魔力，也是我认为的拍电影的魔力。当然，拍电影是关于讲述故事。但对我来说拍电影比那更深刻：拍电影是一群人试图一起寻找一个故事，然后把它讲述出来。为了故事他们愿意与彼此的想法搏斗，愿意被困在机场，搭冷得让人发抖的地铁，还有照顾猫咪。但愿，他们还能在拍电影这趟历程的最后，互相微笑，无声地对彼此为了讲述一个故事而一起经历的一切致意。